（二）保护劳工权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为无产阶级奋斗作为自己的使命，就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努力实现工人权利。
在履行方式上，行政保护包括抽象行政保护和具体行政保护两种方式。[xli]阿列克西忽略了德沃金对原则和政策所作的区别，其所说的原则也具有政策的因素，既可以同个人权利相关，也可以同集体利益相关，并可以用来权衡。
在第一次堕胎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回避了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是否具有效力的问题，似乎国家保护义务只是国家对私主体承担的义务，更意在强化这种区分。[xx]以与主观权利相对的客观价值为理由出场，结果却演变为主观权利，基本权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基因突变。它们是民众对抗国家的防御权。第一，具有首要性、持续性和双重约束性的立法保护。[xxv]由此，对于三角关系中的权利保护，就不能脱离公法和私法二元划分的框架进行。
前者由保障的第一重内涵确定，后者由保障的第二重内涵导出。优先适用普通法律是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这要求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一般不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条款，而应以合宪性解释的间接适用方式完成，即通过依据宪法解释普通法律，将基本权利规范内涵注入法律之中，进而借助适用法律而间接适用基本权利规范。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开展政治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农民政治意识启蒙的过程，也是唤醒民众争取权利的过程。
此外，解决土地问题还具有废除封建制、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的意义。[56] 参见注[22]，第161页。[1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25日）。袁振英的译文《俄罗斯的我观》认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其还发表《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
1920年，毛泽东对人权相关的话题提出观点，如就政治权利保障资格的问题，他提出：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11]。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创始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人权之声，意味着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内在的价值追求。
他认为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与自由相比，民主具有工具性。[43]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案大纲》。[42]实现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则是召开体现各阶级利益的国民会议。[2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倡导个人本位，极言自由平等，其人权观与西方17、18世纪的第一代人权观是一脉相承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21]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E.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1923年2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作者简介：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争取建立工会的自由，另一方面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社会权。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5]。
[38]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人权理论与实践资料汇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19]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最小限度的党纲，其中与人权相关的内容有：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陈独秀对于人权的认识，是其关于新文化运动政体社会思想认识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对民主、科学理念的体系性观点。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3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41]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政治的目的和精髓就是实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等重要自由权利，而宪法是达成这一要求的制度保障。陈独秀是最早把人权引入党内生活的共产党人之一。
我们组织工会并不是无意义的，也不仅仅是娱乐、教育或抚恤的机关，我们组织工会的目的，是要用我们这个阶级的组织力，做奋斗的工作，谋达到改良我们的状况。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
四、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人的解放。[15]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
可以说，这种人权理念带有强烈的救国诉求，即在肯定个人自由、个人价值时，将其与民族与国家、社会的命运和发展相联系，将人权作为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重要载体与目标。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5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运动的口号，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为妇女奋斗提出的目标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共产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46]党不断领导工人运动，为实现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言论的自由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这三大目标而不懈斗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以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40]。
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32]此外，特别指出保护女工和童工[33]。
一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而土地委员会负责土地的管理。当时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
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1919年，苏俄宪法译文在上海正式发表。1928年6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并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工作。在经济自由上，提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限制以及承认参与劳动管理的权利。
土地问题是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农民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基本场域。中国共产党既认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人权，在斗争中争取。
[55] （四）男女平权 争取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一直为之努力实现的革命目标，并把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罢工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地认识到：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
[30]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党提出争取各种自由权的目标，要求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在国民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认识到农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
